西方国家也会由国家出面来资助重点前沿项目。互联网的原型就是首先由美国国防部研发出来的。但是,西方在国家层面的参与是有限度的,一旦进入商业化,就基本上由私人企业来主导了。美国航空航天局(NASA)有很多先进的研究成果,有专门的“技术转让计划”(NASA Technology Transfer Program)来协助私人企业把这些成果商业化。比如,NASA的许多软件项目,都会把源代码放在网络上作为开源让人们免费下载。而中共是用国家的力量直接参与高科技的商业化,相当于用一个“China Inc.”来与西方的私人企业竞争。
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2018年12月13日的一份报告聚焦中共的千人计划,指出这些外国研究人员一边领着美国政府的资金,一边将美国的知识产权转移到自己的国家,使得全美各地的学术机构成为受害者。[49]报告的作者之一、NIH咨询委员会共同主席威尔逊(M. Roy Wilson)指出,入选千人计划的一个关键条件就是能接触知识产权。他强调,问题并非零星个案,对美国研究的威胁“严重程度不可忽视”。[50]
美国智库“新美国安全中心”(Center for a New American Security)从事能源、经济和安全项目研究的资深研究员哈雷尔(Peter Harrell)说:“中共以动员整个社会的方式取得技术能力。这包括藉由海外投资收购创新公司;要求西方公司转让先进技术给中国,作为开放市场的条件;提供庞大的国家资源以资助国内技术发展;赞助海外顶尖的中国学生和研究人员的训练;以重金吸引人才回国。”[51]
美国硅谷的很多初创企业都需要资金。中共不计成本,用国家的钱投资美国初创企业,用这种方式掌控美国的新一代技术。中共投资的这些初创企业研发的产品包括航天器火箭发动机、自主海军船舶感测器,可以给战斗机驾驶舱印刷柔性屏幕的设备等。[42]硅谷银行(Silicon Valley Bank)荣休主席肯‧威尔科克斯(Ken Wilcox)2017年披露,在短短六个月里,曾有三家中共国有企业邀请他做代理人,为之收购技术,不过他都拒绝了。“三家公司都表示他们受命于北京,但不知道自己要买什么”,他说,“他们几乎什么技术都要,无所不包。”[43]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USTR)于2018年11月发布的《301调查报告》中提及的丹华资本公司,就是利用来自中共的风险投资,帮助中共政府获得美国的尖端技术和相关知识产权。[44]
在西方公司梦想着分享中国高铁市场带来的巨大财富的时候,猛然回首,发现不但被挤出了中国市场,甚至在国际市场上也沦为弱势群体。日本东海旅客铁道株式会社(Central Japan Railway Company)名誉主席葛西敬之(Yoshiyuki Kasai)痛心地说,“新干线是日本的明珠。技术转移到中国是一个巨大的错误。”[41]
2018年12月18日,在中共庆祝所谓的“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中共向十个外国人颁授了“中国改革友谊奖章”,以“感谢国际社会对中国改革开放事业的支援和帮助”。这十个人中包括曾帮助中共获得2008年夏季奥运会主办权的前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和挂名给中共前党魁江泽民作传的美国商人库恩(Robert Lawrence Kuhn)。事实上,在过去几十年中,曾经帮助过中共的国际政要、名流数不胜数。他们出于不同动机,扮演过不同的角色,但都不幸沦为中共统战的猎物和罪恶政权的帮凶。
华为向剑桥、牛津等二十多所英国高校提供赞助。英国国家安全专家、安全与情报研究中心的格里斯(Anthony Glees)教授说:“英国大学里的中国资金资助电子方面的研究。这构成了国家安全问题。”他认为,华为通过“未来种子(Seeds for the Future)”项目与大学建立联系,吸引年轻人才,“绝对是经典的共产党颠覆战术”。[28]
美国“卡内基伦理与国际事务委员会”资深研究员多尔夫曼(Zach Dorfman)在美国政治网站《政治》(Politico)上发表长篇调查性文章,披露中俄,尤其是中共,在加州硅谷地区的统战间谍活动。[29]文章以旧金山侨领白兰为例,指出中共利用她操控旧金山的中华商会(Chinese Chamber of Commerce),排斥法轮功、西藏及亲台湾、亲维吾尔族等团体参加新年游行活动。
常常发声批评中共政权的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研究系荣休教授林培瑞(Eugene Perry Link)发现,不但自己上了中共的黑名单,无法去中国旅行,而且自己的经历成了一个反面教材,让年轻同行噤声。[37]2017年10月,曾声援香港民主运动的英国保守党人权委员会副主席罗杰斯(Benedict Rogers),到香港进行私人性质的活动,但在香港机场被拒绝入境并遭遣返。[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