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六六)“举国体制”

除了偷,政府扶持和补贴也是中共实现野心的重要一环。政府扶持意味着政府可以拿出巨额资金来支持相关重点产业,实际上就是以一个国家的力量去对付西方的私人企业,对于那些领导者通常让企业自身做出商业决策的国家来说,这构成一个直接的挑战,可以说西方企业一上来就输在了起跑线上;政府补贴意味着企业可以不计成本,其竞争优势在国际市场上犹如洪水猛兽。

太阳能电池产业就是中共政府补贴的一个很典型的例子。2017年4月的一份报告显示,十年前的“十大太阳能电池生产商”中还没有一家中国公司,但是现在有六个来自中国,其中包括前两名。在做总统的第一个任期内,奥巴马大力提倡绿色能源产业,不过有数十家太阳能电池板制造商申请破产或削减业务,挫伤了当时人们对清洁能源的狂热乐观情绪。[52]这就是中共政府补贴太阳能电池板带来的廉价倾销对世界市场的伤害。

西方国家也会由国家出面来资助重点前沿项目。互联网的原型就是首先由美国国防部研发出来的。但是,西方在国家层面的参与是有限度的,一旦进入商业化,就基本上由私人企业来主导了。美国航空航天局(NASA)有很多先进的研究成果,有专门的“技术转让计划”(NASA Technology Transfer Program)来协助私人企业把这些成果商业化。比如,NASA的许多软件项目,都会把源代码放在网络上作为开源让人们免费下载。而中共是用国家的力量直接参与高科技的商业化,相当于用一个“China Inc.”来与西方的私人企业竞争。

“中国制造2025”计划当然离不开政府补贴。如果中共继续如此,就是要在其它重大产业领域里重演太阳能电池板的故事,让中国的产品成为世界的工作杀手。中共通过经济和技术上的超限战,成功地让众多西方企业,包括跨国公司陷入了中共的陷阱。它们为中共贡献大量的外汇收入、贡献了先进技术,成了中共的摇钱树和肥羊,但却无法真正自由经营,开拓自己的事业。它们只是被中共利用来实现野心的棋子。

选自《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


中共举国体制可谓世上无敌

(一六五)“千人计划”

自从中国于上世纪70年代后期打开国门至今,数以百万计的学子留学海外,他们许多人学有所成。中共企图招揽、利用这些西方培养出的高层次人才,直接把西方投资研发的先进技术、经济信息“引进”中国,助其实现称霸世界的野心。2008年起,中共多部门联合发起的耗资巨大的“千人计划”,名义上是高薪聘请海外华裔尖端人才回中国从事全职或短期工作,其真实目标瞄准的是西方的高科技与知识产权。

美国联邦调查局在2015年9月的一份有关“中国人才计划(千人计划)”(Chinese Talent Programs)的解密文件里总结说,“招募这些人使得中共可以:1)获得美国的尖端技术研究和专业知识;2)从已在美国进行多年的科学研究中获益,而这些研究却是由美国政府和私营资金资助的;3)严重影响美国的经济。”

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2018年12月13日的一份报告聚焦中共的千人计划,指出这些外国研究人员一边领着美国政府的资金,一边将美国的知识产权转移到自己的国家,使得全美各地的学术机构成为受害者。[49]报告的作者之一、NIH咨询委员会共同主席威尔逊(M. Roy Wilson)指出,入选千人计划的一个关键条件就是能接触知识产权。他强调,问题并非零星个案,对美国研究的威胁“严重程度不可忽视”。[50]

美国智库“新美国安全中心”(Center for a New American Security)从事能源、经济和安全项目研究的资深研究员哈雷尔(Peter Harrell)说:“中共以动员整个社会的方式取得技术能力。这包括藉由海外投资收购创新公司;要求西方公司转让先进技术给中国,作为开放市场的条件;提供庞大的国家资源以资助国内技术发展;赞助海外顶尖的中国学生和研究人员的训练;以重金吸引人才回国。”[51]

中共的千人计划实际涉及到的人数可能上万而不止,几乎把上世纪80年代以来留学美国的科技精英搜罗殆尽。这实质是在利用整个国家的力量进行人才和知识产权上的超限战。

选自《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

(一六四)偷成“制造强国”

 

中共政府如何能够在短时间内提升自己的制造、创新能力呢?仍然是几个惯用的老套路。第一,如上面的高铁的例子所表现出的强迫技术转让,用技术换市场,很多西方企业就是在这样自己豢养着明天的竞争者;第二,要求合资,让中方从合资企业中获得技术,支持中外企业、大学在高科技上的合作;第三,鼓励企业“走出去”,开展“海外并购”高精尖企业、直接投资关键技术的初创企业、建立海外研发中心等;第四,吸引国外领先企业和科研机构在中国设立研发中心;第五,实行特殊政策,直接引进国外的高端技术人才,搞“千人计划”等等。

美国硅谷的很多初创企业都需要资金。中共不计成本,用国家的钱投资美国初创企业,用这种方式掌控美国的新一代技术。中共投资的这些初创企业研发的产品包括航天器火箭发动机、自主海军船舶感测器,可以给战斗机驾驶舱印刷柔性屏幕的设备等。[42]硅谷银行(Silicon Valley Bank)荣休主席肯‧威尔科克斯(Ken Wilcox)2017年披露,在短短六个月里,曾有三家中共国有企业邀请他做代理人,为之收购技术,不过他都拒绝了。“三家公司都表示他们受命于北京,但不知道自己要买什么”,他说,“他们几乎什么技术都要,无所不包。”[43]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USTR)于2018年11月发布的《301调查报告》中提及的丹华资本公司,就是利用来自中共的风险投资,帮助中共政府获得美国的尖端技术和相关知识产权。[44]

这些措施还是放在台面上的,而用非法手段直接盗取西方技术是中共实现技术跨越的杀手锏。中共盗窃技术的手法远远超越了过去商业间谍的范围,它采用“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的手段,动用一切可以动用的人员,包括职业间谍、网络黑客、留学生、访问学者、在西方公司工作的大陆和台湾移民以及被利诱的西方人,无所不用其极地从西方盗取技术和机密。

美国的隐形战机F-35一直是中共觊觎的对象。一名来自中国的叫苏斌的加拿大永久公民,2016年因为偷取F-35机密而被判五年监禁。苏斌与两名中共军方的黑客合作,入侵隐形战机F-35研制公司洛克希德‧马丁的电脑之后,把商业机密偷偷拷贝出来。除了F-35,苏斌等人还窃取了隐形战机F-22的资料。调查还发现,苏斌一伙还盗取了波音C-17战略运输机的机密,从波音的系统里偷走了630,000个文件、高达65千兆的资料。[45]中共近几年展示出来的隐形战机J-20与美国的F-22很相像,而更小型的FC-31就是洛克希德的F-35的仿制品。

杜克大学的“超材料”(metamaterials)专家大卫‧史密斯博士(David Smith)发明了一种隐形斗篷(invisible cloak,电磁波遮盖物技术)。这是用于隐形战机上的重要材料,美国军方出资数百万支持史密斯博士的研究。2006年中国留学生刘若鹏来到了史密斯的实验室。FBI的一位反间谍官员相信,刘是带有任务来的。在2007年刘带着由中共政府为其出差旅费的两位前同事,来到了史密斯的实验室,并在隐形斗篷项目中工作了一段时间。让史密斯意外的是,一个同样的实验室在中国被复制了出来。[46]

2018年12月20日,美国司法部起诉来自中国黑客组织“APT 10”的两名中国公民。起诉书中指,从2006年到2018年,与中国(中共)政府关系密切的APT 10进行了广泛的黑客攻击活动,窃取了包括NASA和能源部在内的超过45个受害组织的海量信息,领域涵盖医疗保健、生物技术、金融、制造业以及石油和天然气。FBI局长克里斯‧雷(Christopher Wray)说,“中国(共)的目标是取代美国成为世界领先的超级大国,他们正在使用非法手段来实现这一目标。”[47]

中共对技术和专利的盗窃令人防不胜防。正如三藩市一位长期反间谍的美国情报官员凯瑟琳‧派克特(Kathleen Puckett)所说的,中共“把所有的努力都投入到间谍活动中,并免费获得一切”。[48]

中共把偷盗行为道德化、合理化、常态化、军事化,用爱国主义、民族情结和金钱名誉利益,发动了一场盗取西方先进技术的“人民战争”,这种骇人听闻的变态行为是史无前例的。

有人说,偷技术只能是支离破碎、东拼西凑、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偷不出一个完整的产业体系。这种对中共的盗窃行为的认识是危险的。电子时代的谍报战,与过去偷拍几张图纸的间谍行为不可同日而语。中共盗取的是某项技术的完整的资料库,而且很多时候是连人带技术一起卷走,加上中国几十年打造出的世界工厂的惊人力量,以及中国长期投入积累的研发能力,中共真的是能偷出一个“制造强国”的。

选自《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

2006年中国留学生刘若鹏来到了史密斯的实验室…

(一六三)“技术换市场”

如果说“大外宣”和“统战”是中共施展的“软实力”,那么,发展高科技的“国之重器”则是中共追求的“硬实力”。中共上世纪50年代的“赶英超美”,是自娱自乐的闹剧;而今天,在被西方扶持成一个超级世界工厂之后,中共的“赶英超美”却具有了现实的威胁。1980年以来,中共实施了一系列科技战略计划,包括“863计划”(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973计划”(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中国制造2025计划”(2025年从“制造大国”成为“制造强国”,领军大数据、5G等)、雄心勃勃的人工智能规划(2030年领先世界),目的是把中国的世界工厂升级为2.0智慧版,进而一统天下。

一个国家谋求产业升级,这本没有什么问题。一个国家用政府的力量去支持重点产业的研发,也无可厚非。为什么中共的科技大战略对于西方就成了威胁呢?

最根本的原因是,中共政权统治下的中国不是一个正常的国家。直白地说,中共的科技发展不是为了加入世界高科技行列,与各国平等竞争,而是要用卑劣的手段把对手彻底干掉,打垮西方的经济,特别是美国经济,从而称霸世界。中共发展科技实力的目的是服务于其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是为了共产主义最终统治世界。

技术创新是资本主义自由思想带来的果实,与共产主义的极权专制有着天然的冲突。中国大陆的科研人员连使用国外搜索引擎的自由都被剥夺,要想在共产党的网络封锁、思想禁锢的环境下做出真正的科技创新突破,是很困难的事情。中共于是采用各种非正常手段来窃取西方的技术,用非正常手段来引进尖端人才,用非正常手段来搞垮西方的产业。西方花费数十年、天文数字般的经费研发出来的东西,却被中共窃取、消化吸收甚至改进,然后不计成本地大规模量产,再倾销到全世界,把西方私人企业和经济打垮。可以说,中共正在用“超限战”的手法来打赢这场技术战。

“技术换市场”的陷阱

“中国高铁”近年来成为了中国的“国家名片”、高端制造业走向世界的代表、“高铁外交”的主角,其短短十余年的发家史让中共官媒称为“传奇”,但对西方公司来说,却是一场技术被盗、贪小失大、赔了夫人又折兵的噩梦。

中国高铁于上世纪90年代初起步,到2005年前后,放弃了自主研发,转向引进西方技术。中共的目标很明确,就是要获取技术,然后自主生产,实现“弯道超车”。中方要求,投标前国外厂商必须与中国国内机车车辆企业签订完善的技术转让合同,否则取消投标资格;中方还设置了一个考核环节,叫作“技术转让实施评价”,不考核国外企业教得怎么样,它只考察国内企业学得怎么样,只要是国内企业没有学好,中方就不付钱,还要求订单的最后一列的国产化率要达到70%。[40]

如此霸道的条款没有让西方公司止步,因为他们觉得庞大的中国高铁市场不容错过。日本的川崎重工、法国的阿尔斯通、德国的西门子和加拿大的庞巴迪都来投标。面对中共的“技术换市场”,西方公司没有谁愿意把自己的核心技术转让出去。但是,中共在几家公司间玩游戏,总有一家会被眼前的利益所诱惑。果不其然,看到某家公司将占有中国市场时,其它几家也眼红了。于是,几家公司都掉入了中共的陷阱。结果是中国同时引进了上述四家高铁公司的技术。

中共政府不计成本投入巨额资金,中国高铁进入了跨越式的大发展时期,修建了世界上里程最长的高铁。几年时间,中国就把西方的技术消化吸收,变成了所谓的“自主知识产权”。更让西方公司跌破眼镜的是,中国竟然开始在国外申请高铁专利了。中国高铁成为在国际市场上与曾经的“老师”展开激烈竞争的对手。因为中国积累了大量里程的实践经验,又有大规模生产带来的产业优势,以及政府在后面不顾代价的财政支持,中国高铁具有很大的竞争优势,成为中共“一带一路”的王牌项目。

在西方公司梦想着分享中国高铁市场带来的巨大财富的时候,猛然回首,发现不但被挤出了中国市场,甚至在国际市场上也沦为弱势群体。日本东海旅客铁道株式会社(Central Japan Railway Company)名誉主席葛西敬之(Yoshiyuki Kasai)痛心地说,“新干线是日本的明珠。技术转移到中国是一个巨大的错误。”[41]

中共也承认,中国高铁的成功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取得的,然而其目的从一开始就是要干掉所有的巨人。具体而言,中共有双重目的:近期目的是用经济上的成就证明其政权的合法性,用经济技术发展煽动民族主义情绪;远期目的就是要证明共产主义制度比资本主义制度更优越,所以不择手段来获取技术,并用整个国家的力量对付资本主义自由企业。

用技术换市场,强制技术转让,吸纳并改进外国技术,先是占领中国本土市场,再转身大举进军国际市场,用价格优势直接挑战老牌厂商,中共这样的做法让西方公司吃尽了苦头,也开始了反思。不过,许多西方公司为了眼前的利益,依然飞蛾扑火般地跟中共做交易,而中共想要获取西方技术的野心从未停止。“中国制造2025”就是这一野心的体现。

2015年,中共政府提出了一个十年纲领,称为“中国制造2025”计划,预计到2025年,中国将从制造大国变为制造强国;而到2035年,中国的制造业将超越德国和日本等工业发达国家;到2049年,中国将在制造业主要领域里具有创新引领能力,建成全球领先的技术和产业体系。中共政府把制造业上升为“立国之本、兴国之器、强国之基”。

选自《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


太阳能市场反客为主
 


以“市场”为诱饵,赚取西方高铁技术

(一六二)“统一战线”

2018年12月18日,在中共庆祝所谓的“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中共向十个外国人颁授了“中国改革友谊奖章”,以“感谢国际社会对中国改革开放事业的支援和帮助”。这十个人中包括曾帮助中共获得2008年夏季奥运会主办权的前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和挂名给中共前党魁江泽民作传的美国商人库恩(Robert Lawrence Kuhn)。事实上,在过去几十年中,曾经帮助过中共的国际政要、名流数不胜数。他们出于不同动机,扮演过不同的角色,但都不幸沦为中共统战的猎物和罪恶政权的帮凶。

为了实现全球野心,中共不择手段,拉拢一切可以拉拢的力量,来为中共服务。这就是中共的“统一战线”,简称“统战”。毛泽东把“统一战线”归为中共的“三大法宝”之一。当年的国民党政权和当今的自由社会都曾经因中共的统战蒙受巨大的损失,所幸西方国家开始警醒,近年来发表了多部针对中共统一战线的调查报告。

美国国会下属的“美中经济和安全审查委员会”(USCC)2018年8月24日发布题为“中国(共)的海外统战工作”的报告(以下简称“USCC报告”)。这份报告提供了中共统一战线的概况、结构和运作方式。其中包括中共如何利用各种官方、民间组织及机构开展统战,以及中共统战活动对美国和其它西方国家的影响。报告指出,“中共近年来大力加强统战工作。越来越多的统战部官员被分到中共和政府高层职位上。近几年来,中共已经增加了大约4万名统战干部。”[20]

欧洲智库“全球公共政策研究所(GPPI)”2018年发表研究报告,详细揭露了中共在欧洲的渗透活动。[21]2018年11月29日,美国斯坦佛大学胡佛研究所也发表了一篇系统揭露中共海外渗透的详细报告。报告指出:中国(共)的活动超越了传统的“统一战线”对侨民社区的关注,目标是西方社会中更广泛的部门机构,从智库、大学、媒体到州、地方和国家政府机构。中国(共)致力于宣传中国(共)政府、政策、社会和文化的正面形象;压制不同观点;联合美国各方主要势力,支持中国(共)的外交政策目标和经济利益。[22]

总体来看,中共统战对象有以下几大类。

(1)收买西方政要、商界人士

《USCC报告》指出,中共将统战工作视为加强国内外对党支持的重要工具。对西方政客,中共不惜血本进行收买,下足了功夫。中共通过游说、利诱、搞关系等手段,与大批西方政府高官建立紧密关系,甚至给他们以国宾般的待遇、赠送珍贵礼物,赠以“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之类的头衔。他们当中包括联合国秘书长、国家首脑、政府要员、国会议员、高级政府顾问、国际组织负责人、智库学界名人、财团媒体大亨等,在关键的时候,要他们为中共站台发声。

2018年12月在美国被判有罪的前香港民政事务局局长何志平与中共高层关系密切,曾代表中国能源公司贿赂非洲两国高官来取得能源开采权,行贿对象包括两任联合国大会主席,再通过他们打通与其它国家最高层的联系关节。[23]

美国法院文件曾概述了中国通讯巨头中兴(ZTE)普遍存在的腐败和间谍活动:两名利比里亚电信部门的高级官员曾作证说,2005至2007年期间,中兴通讯在他们的国家大面积地对政府官员进行贿赂,对象包括该国总统、各级政府官员和法院法官。

中共利用利益、美色进行收买,并利用间谍曲线接近不同派别的政治领袖,把他们作为实现中共野心的棋子。在2014年11月美国中期选举后的一份备忘录中,具有中共官方背景的中国华信能源公司概述了一项与政界人士接触的计划,称为了建立“关系和朋友基础”。华信董事长叶简明与欧洲顶级政要的关系非比寻常。叶简明曾问美国一位前总统的安全顾问,是否能说服美军不要轰炸叙利亚,因为他想在那里购买油田。叶接触的人包括美联储高官、联合国高官,还有美国政府高官的家人。[24]

在必要的时候,中共组成各种临时的“统一战线”,孤立敌手。过去中共利用第三世界国家的票数在联合国致胜;还通过代理人利用伊朗来破坏美国稳定中东的努力,同时巩固新的经济联盟;最近的中美贸易战中,中共大肆游说欧洲国家,试图挑起欧美矛盾,建立新的统一战线,联合制约美国。

中共还大力拉拢地方政治人物,如社区领袖、市议员、市长、州议员等。通常的做法是通过华商或团体给那些政要捐款,邀请他们访问大陆并借机行贿,让他们的亲戚朋友在大陆经商过程中得到好处,或收买他们的助手,并常常使用色情陷阱等下流手段。

于2005年投诚澳大利亚的前中共驻悉尼总领事馆一等秘书陈用林在2017年接受《大纪元时报》采访时,曾详细披露中共统战部门渗透澳大利亚政府、腐蚀政治人士和官员的手段。他说:“不光是政治捐款,对政客私底下的贿赂实际上比政治捐款的数量要大得多,特别是上层政客,官员被收买很多。”“中共对澳洲的政治官员的收买,还包括把这些人拉到中国去旅游,免费享受皇帝一般的待遇,包括一些华人和中国公司出资为到访的澳洲官员招妓。好多澳洲官员去了中国以后,回来马上就改变了态度。”[25]

中共凭借雄厚的财力,拉拢全世界的共产党、左派政党和左派人士,让他们作为中共在各个国家的内应,推动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传播。

中共用同样的手段拉拢及收买西方金融界、实业界人士,邀请他们成为座上宾,给他们生意上的好处,通过他们游说各国政府,影响西方国家的经济、金融政策。在中美贸易战当中,中共高层与华尔街大佬互动频繁。美国很多顶级金融机构、跨国公司在中国有相关业务,为了扩大业务,聘用了很多中共高官的子女,那些人凭借个人关系在自己供职的机构里替中共发声。

(2)渗透学术界、智库

很多西方智库直接影响国家政策、战略的制定,因此中共对智库格外重视。胡佛研究所的报告揭示,中共尤其致力于影响美国朝野看待问题的视角,并制造有利于中国共产党的话题。中共通过为美国智库提供资金以达到其影响、左右这些智库的目的。几乎所有跟中国问题有关的智库,中共都曾经试图收买、控制或者影响。[26]

《华盛顿邮报》披露,中国一些公司欲控制美国智库,比如中共电信巨头华为公司不仅威胁美国国家安全,同时也试图通过提供资金影响华府智库的独立性。[27]

华为向剑桥、牛津等二十多所英国高校提供赞助。英国国家安全专家、安全与情报研究中心的格里斯(Anthony Glees)教授说:“英国大学里的中国资金资助电子方面的研究。这构成了国家安全问题。”他认为,华为通过“未来种子(Seeds for the Future)”项目与大学建立联系,吸引年轻人才,“绝对是经典的共产党颠覆战术”。[28]

中共用金钱、地位、荣誉等收买海外学者,尤其是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某些被收买的学者紧跟中共的宣传攻势,著书立说,图解中共的“和平崛起”、“中国梦”、“中国模式”。这些学者的态度转变,又可以间接影响西方对中共的政策,这正是中共想达到的目的。

雪上加霜的是,过去几十年来,西方人文社会学者受到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严重影响,只要稍加“引导”,他们就会从相信左派意识形态发展到主动拥抱共产党政权。

(3)拉拢、利用、控制海外华人侨领、商人、学生

中共把海外华人对祖国的情感,转化为对中共意识形态的同情和认可。为此,中共对重点群体提供财政支持,以收买海外华人的人心。中共常将“爱国之心,骨肉情谊”挂在嘴上,故意混淆“中国、中共”的概念,骗取海外华人对中共政权的拥护,同时充分利用海外谍报系统,将反对者边缘化,打击对中共不满者。

中共利用各种机会邀请海外华人到中国经商投资,高规格接待华人侨领,对特殊的海外亲共分子,还安排他们和中共高层见面,参加所谓的“国庆”典礼等。

美国“卡内基伦理与国际事务委员会”资深研究员多尔夫曼(Zach Dorfman)在美国政治网站《政治》(Politico)上发表长篇调查性文章,披露中俄,尤其是中共,在加州硅谷地区的统战间谍活动。[29]文章以旧金山侨领白兰为例,指出中共利用她操控旧金山的中华商会(Chinese Chamber of Commerce),排斥法轮功、西藏及亲台湾、亲维吾尔族等团体参加新年游行活动。

《USCC报告》还披露,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CSSA)受中共操控,是中共在海外的重要棋子。有的CSSA分支在其网页上毫不讳言自己是中共大使馆设立的,或者直言是其下属机构。[30]他们经常接受指令,阻止异议人士表达观点,骚扰、恐吓、监视不顺从中共的学生。CSSA甚至还直接涉嫌工业经济间谍活动。2005年,法国《世界报》(Le Monde)披露,比利时鲁汶大学的CSSA,是中共在比利时的经济间谍网络的前线。该间谍网络有数百名间谍,在欧洲各个企业里工作。[31]

(4)利诱电影娱乐界

中共近年来不断加大力度渗透美国娱乐业。2012年万达集团出资26亿美元收购美国第二大院线AMC,此后又以35亿美元收购传奇影业、11亿美元并购美国第四大院线卡麦克。[32]阿里影业则于2016年收购好莱坞大牌导演斯皮尔伯格(Steven Spielberg)的安柏林合伙人(Amblin Partners)公司的部分股权,并派驻一名代表进入安柏林合伙人董事会中,参与公司重大事项的决策。[33]

中共在娱乐界渗透要达到的主要目标之一,是让世界按中共的剧本“讲好中国(共)的故事”,用“和平崛起”的正面形象,掩盖其暴政和称霸野心,同时忽略其扩张中不断输出党文化败坏世界。从1997年到2013年,在历年全球收入最高的100部电影中,中国只投资了12部好莱坞电影。但在接下来的五年里,中国参与了41部好莱坞最卖座电影的投资。 [34]

中国快速增长的电影票房市场让好莱坞垂涎。他们很清楚,得罪中共会被排除在这个巨大市场之外。在利益面前,好莱坞开始自我设限,不冒犯中共,甚至有的已经拍好的电影,因怕得罪中共而出血本更改画面。[35]对中共发出不同声音的美国娱乐界明星,中共采取限制其入境,或者在中国市场对其封杀的手法。好莱坞影星李察‧基尔(Richard Gere)因直言不讳地表达对西藏问题的立场,不但遭中共封杀,在美国的演艺事业也严重受阻。为了不得罪中共,某些制片人拒绝给李察‧基尔参演的电影投资。[36]此外,还有很多著名影视歌明星因言论或行为触犯中共禁忌而上了黑名单。

(5)威胁恐吓海外持不同政见者

中共对西方学者,特别是对中共持批评态度的中国问题专家,采取威逼和利诱的手段施加影响,致使很多学者主动自我审查。威逼手段包括拒发签证──这对年轻学者影响最大,为了职业发展,许多学者主动回避人权、西藏问题等所谓“敏感话题”,避免触怒中共。

常常发声批评中共政权的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研究系荣休教授林培瑞(Eugene Perry Link)发现,不但自己上了中共的黑名单,无法去中国旅行,而且自己的经历成了一个反面教材,让年轻同行噤声。[37]2017年10月,曾声援香港民主运动的英国保守党人权委员会副主席罗杰斯(Benedict Rogers),到香港进行私人性质的活动,但在香港机场被拒绝入境并遭遣返。[38]

《USCC报告》揭露,“中共情报部门还针对少数民族,如居住在海外的维吾尔人,让他们做中共间谍。若不同意的话,中共会威胁要将他们的家人送到新疆的拘留营地,或将他们留在那里。”已经受过威胁的维吾尔人透露,这种强制行动的目的是“不仅要收集关于维吾尔人在国外的活动细节,而且还要在西方的流亡社区内制造不和,并恐吓人们,以防止他们反对中共政府”。[39]

选自《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


好莱坞影星李察‧基尔(Richard Gere)因直言不讳地表达对西藏问题的立场,不但遭中共封杀,在美国的演艺事业也严重受阻


渗透掌控美国娱乐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