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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 “观天之道，执天之行”

通天文摘 – 末劫时刻助你读懂天机

 

 

 


中国的传统观念“天人合一”是以“天─人关系”为中心思考宇宙和人生问题，它是一种世界观和宇宙观。人相信高于人的生命形式的存在，即佛、道、神是人向往的生命归宿。

“天人合一”承认了“天”的存在，“天曰神”，亦承认了“神”的存在。“神者，天地之本，而为万物之始也。”人心中的道德良知符合了天理，这个人就是一个能与天合一的人。

人来于天，归于天──中华修炼文化源远流长。

在中国古人的眼里，“道”是万物之源、生命之源。老子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他阐述了人与自然的关系，揭示出宇宙中万事万物都要遵从宇宙的特性及其生生不息的运行规律。 “观天之道，执天之行”，讲出了为人处事的原则，即人们的行为应该效法天道，使自己全部身心与天道自然相统一，才能包容一切，天下就会归从，也才能够长久。以佛道两家而论，对神的信仰是显而易见的，他们本身就是指导人通过修炼成佛成道。历史上很多修佛向道的大德之士修行的过程和圆满的结局本身就在丰富着佛道两家的文化。

人要探索宇宙真理，人要寻找神、寻找自己的归宿，首先要诚其意，摆正心态。神并不看重人间的贫富贵贱，只见人心。

张三丰在《大道论》中阐述修炼的道理，修道必先修身，修身必先正心诚意，天机尽泄。“吾愿后之人修此正道，故直言之。修道以修身为大，然修身必先正心诚意。意诚心正，则物欲皆除，然后讲立基之本。”重德行善，修身正心，就是修炼的根本。

对历史上的中国人来说，修佛修道，非但不是迷信，而且是他们生活的一部分。修炼并非是不得志的人寻求解脱的手段，历朝历代即便是当朝皇帝享尽世间权力财富，仍然要向道修炼。黄帝向广成子求道，静修养身，在一百二十岁时乘龙白日升天；唐太宗亲迎玄奘西天取经归来，使佛法在东土大唐广传；成吉思汗三次召见道士丘处机，询问治国和养生的方法；众多皇帝也礼佛、崇道、敬天。

选自《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
音频制作：希望之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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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人身难得，中土难生，正法难遇

 通天文摘 – 末劫时刻助你读懂天机
 

 

 

 

中国历史从轩辕黄帝开始，就一直记载着从人到神的修炼文化，也就是人们知道的返本归真、修心向善的生命实践。这部分传统文化的精华，也正是共产邪灵努力破坏的对象。

共产邪灵让人们否定对神的信仰，否定人能通过修炼提升，通过让人不信神而腾出信仰的空间，才能让人们相信魔的东西。修炼要正心诚意，而傲慢是魔鬼的本性，和修炼的要求完全相反。共产邪灵目中无神，在其破坏修炼文化的过程中，专门给人灌输魔性和狂傲，不让人谦卑而鼓励人自满、自傲，比如战天斗地、无法无天，让人走向对神的悖逆、不顺服。

古时候，人要正心诚意才能修炼，在心里神性的一面起作用时，才能领悟宇宙的特性和神讲的法。共产邪灵通过破坏修炼文化，放大人的傲慢，使人進入一种与神完全对立的心灵状态。使得现代人如同收音机对不准频道，容易接受共产主义的信息，却很难理解神的智慧和教导。

这种破坏使今天很多中国人可能已经不知道，人可以通过神传给的修炼方法，真正实修成为佛、道、神。中国历史上许多修佛、修道的故事，党让现在的中国人听起来像是“神话”，神既不存在，这些神话当然是空话了；谈到修佛修道，给人的感觉就是封建迷信和唯心，要不就是“精神鸦片”。

这是共产邪灵直接切断人成神之路的阴谋，让很多有缘之士失去宝贵的修炼机缘。《西游记》写了一个完整的修炼故事，其中一句话很有意义：“夫人身难得，中土难生，正法难遇：全此三者，幸莫大焉。”得个人身不易，有大缘分生在中土，却因为共产邪灵的干扰，不相信修炼，看不懂正法的内涵，与正法失之交臂，此生错过，悔之晚矣！

选自《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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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富而有德 修内而安外

通天文摘 – 末劫时刻助你读懂天机

富而有德 修内而安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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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云：钱乃身外之物。人人皆知，人人在求。壮者为足欲；仕女为荣华；老者为解后顾；智者为光耀；差吏为此而尽职，云云，故而求之。
有甚者为之争斗，强者走险；气大者为之可行凶；妒嫉者为此气绝而死。富民乃君臣之道，尚钱而下下之举。富而无德危害众生，富而有德众望所盼，故而富不可不宣德。
德乃生前所积，君、臣、富、贵皆从德而生，无德而不得，失德而散尽。故而谋权求财者必先积其德，吃苦行善可积众德。为此则必晓因果之事，明此可自束政、民之心，天下富而太平。
    ——李洪志（《富而有德》，一九九五年一月二十七日）
人不重德，天下大乱不治，人人为近敌活而无乐，活而无乐则生死不怕，老子曰：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此乃大威至也。天下太平民之所愿，此时若法令滋彰以求安定，则反而成拙。如解此忧，则必修德于天下方可治本，臣若不私而国不腐，民若以修身养德为重，政、民自束其心，则举国安定，民心所向，江山稳固，而外患自惧之，天下太平也，此为圣人之所为。
    ——李洪志（《修内而安外》，一九九六年一月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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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中国人认为：“厚德载物”，德是福分和财富的根本，福分和财富皆从德转化而来。德犹如水，财富犹如船，水浅则无法载动船。“德不配位”会给人带来灾祸。对君王来说，修身重德是经世济民的根本，当君王、大臣敬神敬天，道德高尚，才能带动整个社会人心向善，使国家稳固，避免社会动荡和外敌入侵，百姓殷实富足，安居乐业，河清海晏，国泰民安。是以历代圣王皆以正心修身为本，“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万民，正万民以正四方。”传统皇朝的先皇明主，如伏羲、黄帝、尧、舜、禹、汉武帝、唐太宗，明成祖、康熙等，他们的经世济国实践铸成了五千年王者之道。
道德具有巨大的亲和力，让人向往、尊敬、亲附、躬行。舜被尧派到历山，当地人原本为争地打斗，在舜的道德感召下，一年后历山人礼让成风。舜每到一地，民风大为醇厚，人都移居到他的身边。舜走到哪里，那里一年成为村落，两年成为城市，三年堪为都城。帝尧命舜推行教化，让世人遵循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五伦。民众自觉遵守，天下安宁、百姓和睦，“天下明德，皆自虞帝始。”（《史记》）
圣王治国，心怀百姓福祉。唐贞观六年（632年）十二月末，太宗视察死刑犯监狱时，想到新年将至，这些犯人却身陷囹圄，不能和家人团圆，心生怜悯。于是下令把这些死囚释放回家，规定他们明年秋天自行返回长安就刑。要求死囚守信用，无异于天方夜谭！然而，第二年九月，390名死囚在无人监督、无人押送的情况下，“皆如期自诣朝堂，无一人亡匿者。”（《资治通鉴》）太宗以诚信教化、感召众生，即使死刑犯人亦奉守信誉，自愿返回受死。太宗对这些死刑犯人亦予减刑，传为千古美谈。
康熙皇帝几乎年年都有减免赋税的措施。如康熙十八年，淮河治理工程完工，原来的泛滥区成为良田，招纳农民耕种。康熙帝免顺天、江南、山东、山西、河南、浙江、湖广等省261个受灾州县的赋税。 当时三藩仍未平定，但那是个大灾年，所以仍然免税。不同年代，朝廷对不同的地区实行赋税减免。康熙在位六十二年间，蠲免天下钱粮共计545次，折合白银高达1.5亿两，相当于当时国家2000万至3000万两财政收入的5至7倍。
圣王不仅施惠于民，更教化百姓提高道德，道德高尚后，上天自然会赐福于人。
圣王们为子民留下千古的护佑、万世的德行。明成祖铸永乐大钟，是一口集各类古钟之大成的“佛钟之王”。它是世界上最重、最大的佛钟，钟身内外铸满佛教经咒，遍布大钟的每一寸表面，外面为《佛说阿弥陀经》等，里面为《妙法莲华经》等，钟唇为《金刚般若经》等，计有经咒十七种。
《长阿含经‧阇尼沙经》阐述，梵音有五大特点，“一者其音正直。二者其音和雅。三者其音清澈。四者其音深满。五者周遍远闻。具此五者，乃名梵音。”成祖明确表达，传播梵音的目的是“普为众生转法轮”，“普利于一切”，包括“所有十方诸众生”。永乐大钟的钟声，以其音声、音义，均恰合梵音。击钟一下，“字字皆声”，周遍远闻。钟体所铸二十三万多字的经文、佛号及梵语也随着钟声被送入人耳，直抵人心，佛法沁入人间物质大场，其醒世弘法、善化万民的功力功德无量。
选自《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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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德是一种物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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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传统文化高度重视人的德性，古籍中描摹高尚道德、勉励人向善的篇什俯拾皆是。翻开五千年历史，仿佛来到一个丰富的人物画廊，各种性格的人物纷至沓来。这里有让人肃然起敬的圣王，有使人感佩钦服的英雄，有令人惊奇叹惋的侠客，读之者不禁心向神往。
最为意味深长的是，在史书的记载中，从很多人少时的品行容止就能够依稀预见到其未来的成败荣辱。楚汉之际辅佐刘邦夺得天下的韩信是中国古代最为耀眼的将星。楚汉时人推许他为“国士无双”“功高无二，略不世出”，后人把他尊为“战神”“兵仙”。历史记载了少年韩信受“胯下之辱”的故事。正因为韩信有了不起的大忍之心，才能够成就一番伟大的事业。这个故事对后人修心养德有着异常深刻的启示。
中华传统文化对“德”的重视出自神的系统安排。传统中国人认为，德是一种物质，德多就是好人，德少就是坏人。德的多少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人悟性的好坏。德多、悟性好，就容易听懂神的话；反之，德少、悟性差，就不容易听懂神的话。在神来拯救人类之时，后者就处在相当危险的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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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艺术起源于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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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传统文化常被称作“礼乐文明”。礼，是敬神祭祀。《左传》中说“夫礼，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也即中国人常说的“天经地义”：天地神明是人伦道德的源头，礼确立了天、地、人之间的联系。乐，是祭祀中为赞美神而演奏的乐舞。乐舞演的是天经地义民行，又具道德教化之功。赞颂神和净化人心，是神传文化中艺术的根本目的。这是中华“礼乐文明”被破坏之前的真实含义。
“大乐与天地同和，大礼与天地同节。”（《礼记‧乐记》）“大礼与天地同节”，是指天尊地卑，礼的本质是“敬”。人与人互相尊敬，而处在下位的更应该对处在上位的生命表达敬意，因此最隆重的礼节是祭祀神明的礼节。
在祭祀时，以音乐与舞蹈等艺术形式去赞美神。《诗经》分为国风、小雅、大雅和颂。国风为民间的歌曲，“雅”为宴会演奏的音乐，而“颂”则超越“大雅”，为祭祀时的音乐并伴着乐舞，最为隆重。
黄帝时期创作的大型乐舞《云门大卷》，与尧帝的《大咸》、舜帝的《大韶》、大禹的《大夏》、商汤的《大濩》、周武王的《大武》是上古有名的六首乐舞，《周礼》中称其为“六代乐舞”。六代乐舞都是用来祭祀的，《云门大卷》祭天、《大咸》祭地、《大韶》祭四望、《大夏》祭山川、《大濩》享先妣、《大武》享先祖。周代的贵族子弟都必须学习这六首乐舞，也就是说他们必须要学会祭神的礼乐，不然就无法踏入社会。
好的音乐能够调和阴阳、涵育道德、教化百姓、宾服四夷。史前朱襄氏治理天下时阴阳失调，因而万物凋落，果实不能成熟。于是朱襄氏的大臣士达创造出五根弦的瑟，用来演奏，安定了天下众生。舜弹五弦之琴，歌《南风》之诗而天下治。玄奘西天取经到达中天竺国，国王尸罗逸多召见玄奘说：“而国有圣人出，作《秦王破阵乐》，试为我言其为人。”于是玄奘介绍了唐太宗的神武。国王很高兴，说：“我当东面朝之。”（《新唐书》第221卷）
艺术起源于神，也具有沟通天地万物、建立与神的联系的作用。东西方都有类似的传统，西方的交响乐最开始也是教堂演奏的音乐，而油画、雕塑等最开始也大多表现宗教题材。
除了颂神之外，艺术也兼具审美和娱乐功能。那是因为神在造人时，赋予了人各种情感。人容易被情感所左右，“礼”是对人情感的一种约束；但如果人的情感只受到压抑而不能抒发，那么会郁积于脏腑，造成疾病。“乐”就起到了帮助人抒发情感的作用，但要求“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既抒发了感情，又不会令人发狂。
选自《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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